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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國光:中國市場取向改革的最早倡導者
              來源: 作者:管理員 發布時間:2014-1-7 點擊次數:2802

              本報記者 崔克亮  實習生 楊召奎

                  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劉國光1923年11月出生于江蘇南京,與那個戰火紛飛年代的很多普通中國人一樣,他過著顛沛流離的少年生活,在四處奔波的日子里艱難求學。他先與眾多江浙流亡學生一起考入四川國立二中,后又進入西南聯大經濟系求學問道,畢業后旋即轉到天津南開大學經濟系任教,而后又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
                  劉國光教授治學嚴謹,學貫中西,兼容并蓄現代東、西方經濟理論,學術成就非凡,對中國經濟改革貢獻頗多,被人稱為中國經濟學界寬松、穩健派的代表,是當代中國最著名和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著名經濟學家程恩富曾評價他是“主張縮小指令性計劃和市場改革取向的最早倡導者和創新者”。劉國光教授也曾因其在社會主義再生產理論、宏觀經濟管理、中國經濟發展、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等方面的開創性貢獻,而榮獲首屆中國經濟學杰出貢獻獎。
                  如今,年逾九旬的劉國光先生已經在經濟學領域辛勤耕耘七十余載,但他依然壯心不已、勞作不止。他仍在探索經濟科學真諦的道路上孜孜矻矻,利用參會與講學之隙,剖析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中的問題,為改革謀劃,為市場把脈,為國家獻智。

              “《資本論》這本書,我非買不可”

                  中國經濟時報:我們了解到,您在上高中的時候,就已經開始讀《資本論》?墒,《資本論》對于一個高中生來說應該還是很晦澀難懂的,您為什么會喜歡看這本書?
                  劉國光:一個高中生怎么喜歡讀《資本論》?這個問題現在看起來好像很難理解。實際情況是這樣的,我在讀《資本論》之前,已經接觸了一些通俗的進步讀物。1937年,日本帝國主義制造了“盧溝橋事變”,向中國發動了全面侵略戰爭,不久,南京淪陷。那個時候,我還是一個十三四歲的初中生,就流亡到了湖南、四川等地。我在長沙的時候,因為流亡嘛,就到處閑逛,順便也會逛逛書店。當時,國共已經開始合作抗戰,我在書店里就看到了斯諾的《西行漫記》、鄒韜奮的《萍蹤寄語》等進步著作。到了重慶后,我經常去重慶的民生路書店閑逛,在那里又看了張仲實的《社會科學教程》、沈志遠的《經濟學》、艾思奇的《大眾哲學》等書籍。我就被這些進步書刊深深吸引了,雖然我年紀還小,但是那些內容很通俗,我都吸收進去了。
                  后來,我進入了四川國立二中讀書,那個時候我的文理科成績都不錯,但是對社會科學更感興趣。當時,我們學校的圖書館里面有全套商務印書館的“萬有文庫”,都是些小冊子,好多本,其中關于社會科學的就有不少本,有關于馬克思主義的,也有介紹西方各種理論的。我亂讀了好些本。那個時候《資本論》還沒有翻譯出版,但是介紹和解讀《資本論》的小冊子是有的,如日本河上肇的譯本,語言都很通俗,由淺入深地介紹《資本論》的內容。那個時候,我就對《資本論》產生了強烈興趣,就想找來原著認真讀一讀。后來,重慶的報紙上報道說,《資本論》出版了?墒悄菚r候我沒有錢買,怎么辦呢?我就找我在重慶做小本生意的堂兄要錢買書。他當時很詫異,以責問的語氣跟我說:“你花那么多錢買那本書干什么呢?”我很倔強,跟他說:“《資本論》這本書,我非買不可!”
                 《資本論》總共有三卷,但那時只出版了第一卷。我就買來了《資本論》(第一卷),開始認真閱讀。你要問我那么厚的一本書,我看懂沒有,我會跟你講,我不可能全懂,但是也不能說我完全不懂,畢竟我之前有了一定的知識積累,也看了介紹和解讀了嘛,反正就是似懂非懂的樣子。但是求知的渴望以及濃烈的興趣讓我不斷地讀下去。后來,上了大學之我又通讀了《資本論》的二卷、三卷,感覺受益匪淺?梢哉f,《資本論》是一本對我影響最大的理論書籍。

              “中學時期,我就樹立了‘經濟救國,把國家經濟搞上去’的志向”

                  中國經濟時報:您就是從那個時候起對經濟學感興趣的吧?但好像您父親并不同意您讀經濟學,還特意寫信讓您報考“吃飯靠得住”的工科,可后來您還是選擇了經濟學。在那個年代,您怎么敢違背父親的意愿?
                  劉國光:我把《資本論》(第一卷)通讀了一遍之后,便產生了鉆研經濟學的念頭。不過我選擇經濟學專業是有多方面原因的。一個原因就是我前面說的,我對社會科學有特殊的偏好,后來也對《資本論》特別感興趣,《資本論》就是政治經濟學著作嘛。另外,當時我們國家貧窮落后,遭受外敵蹂躪,我從中學開始就經歷了流亡生活的艱辛和痛苦,也看到了戰爭期間民不聊生的慘狀,這些都促使我樹立了“經濟救國”的志向。再一個原因就是,經濟學涉及的會計、統計、工商等知識,都很實用,就業也相對容易。
                  至于你提到我父親給我來信并建議我讀工科,的確有這么一回事。當時,我父親在南京淪陷區一個英國人開的工廠里當小職員,他對他們工廠里的工程師很欣賞,也希望我將來成為那樣的人。但是,南京淪陷區離蜀地四川,相隔萬里,他的信來的時候,三個月已經過去了,壓力不大。當時流亡的內地學生上大學,主要靠公費貸款維持,找些親友彌補,所以老爸遠方來信無法阻止我選擇專業。我報考了國立西南聯大經濟系,當時的西南聯大可謂大師云集,也是眾多學子的夢想之地,競爭當然也是非常激烈,好像是五十個人里面才要一個。我很幸運,如愿被錄取了。

              “在西南聯大,我既喜歡學習西方經濟學,更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興趣濃厚”

                  中國經濟時報:西南聯大是中國學界重鎮,是中國教育史和學術史上一個光輝的里程碑。請談談您在西南聯大經濟系的求學生活。
                  劉國光:我們當年在西南聯大讀書的時候,學的就是陳岱孫先生講的西方經濟學,還有徐毓枬先生的《高級經濟學》。陳岱孫先生當時是西南聯大經濟系主任。徐毓枬先生是凱恩斯的學生,他還是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的最早翻譯者。所以,在大學期間,我們主要受到了西方經濟學的影響。但是西南聯大當時很開放,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書籍也可以看,也可以研究。所以,我就把《資本論》二卷、三卷都看完了。當時我既喜歡學習西方經濟學,也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興趣濃厚。后來,在趙乃摶先生的指導下,我選擇《馬克思的地租理論》為畢業論文題目。這給我一個機會,融會《資本論》的學習,因為馬克思的地租理論,出現在《資本論》第三卷的卷終,以先前對剩余價值的理論分析為基礎;它又給我以機會,瀏覽西方經濟學一些論著,特別是有關“租”問題的論述,以之與馬克思的“租”理論聯系開展比較研究。
                  遺憾的是,這篇論文在戰亂中丟失了,后來就再也沒有找到。在那篇初學者的論文中,我把當代經濟學兩大理論派別論述的東西都涉及到了,而且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主。這預示了我今后對兩種經濟學之間關系的認識和主張,即兩種經濟學理論都可以并用,但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為主導的觀點,似乎是長期堅持下來了。

              “蘇聯的計劃經濟,行政管理手段太多、太死”

                  中國經濟時報: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您作為第一批派往蘇聯的學者之一,在莫斯科經濟學院學習,可以說受到了系統的計劃經濟的熏陶,這對您以后的學術研究有何影響?
                  劉國光:1951年夏秋,國家選拔第一批留蘇研究生去莫斯科學習,在選派之前要進行面試。面試時,我遇到了兩位經濟學大師,一位是中國人民銀行首任行長南漢宸先生,另一位就是我的老師、時任北大經濟系主任的陳岱孫先生。他們從不同角度問了我同一個問題:“你從前是學習西方經濟學的,現在送你去莫斯科學習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你對這兩者的關系有何看法?”這也就是你們在書面上提的那個問題!
                  我在回答中大略地談了我在西南聯大學習西方經濟學的同時,也研究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情況,并且講出我對兩種經濟學的認識,就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應該居于指導地位,主流地位。西方經濟學無論是古典經濟學,還是現代經濟學,都有科學的一面,比如,西方經濟學對市場經濟機理的分析是很精到的,有一定道理。但是,它也有庸俗的一面,它是為它的階級利益服務的,宣傳私有制是永恒的,宣傳市場是萬能的,一切以私利為軸心作為價值取向的標準,這就不符合我們國家的價值取向。因此,它只能作為我們借鑒和參考,而不能以它為主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對社會階級關系的分析博大精深,符合最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符合社會公正原則,我們是共產黨領導以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為方向的國家,發展經濟主要是為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而不是為了剝削者的利益。所以,堅持社會主義的方向,就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其中也包括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指導地位,這是絲毫不能動搖的。當時,兩位面試官微笑著點點頭,我順利地通過了面試。
                  1951年至1955年留蘇期間,我主要研究國民經濟計劃平衡問題。論文選題是《物資平衡在國民經濟計劃平衡之中的作用》,中心思想是分析國民經濟計劃平衡方法是實現馬克思所提出的“勞動時間的節約和勞動時間的按比例分配的必要性”規律最重要的實踐工具。這句話似乎有點拗口,當然這也是很精深的一句話,整個經濟問題就是這么一個問題。通過節約勞動時間和按比例分配勞動時間來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生活水平的需要,這是最重要的經濟規律。我主要論證國民經濟計劃平衡方法是實現這一規律最重要的實踐工具。在我留蘇那段時間,蘇聯經濟保持了平穩較快發展。我們看到的是,蘇聯居民的生活水平比國內要好得多,但是物資也很緊張,也要排隊買食物。不過我們留蘇那段事件,蘇聯物資緊缺的形勢一直在好轉,物價很平穩。我想這主要是計劃經濟的成就,這是活生生的現實;貒筇K聯情況變了,中蘇關系也變了,是我們未想到的。
                  回國之后,做了一些蘇聯經濟現狀和蘇聯經濟學發展動向的介紹,傳播了國民經濟計劃平衡方面的知識。對于如何看待蘇聯的計劃經濟,我之前說過,我學過西方經濟學的知識,解放前后也知道市場經濟的一些情況,對市場那一套多少有所了解,我感覺市場經濟還是比較有活力的,但是也有很大的缺點。而蘇聯的計劃平衡方法雖然可以發揮有計劃按比例的功能,但是行政管理手段太多、太死。所以,1956年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談到,中國的經濟建設要以蘇聯為鑒,中國的政府權力太集中,中央管得太多,而地方和企業的權力小,要向地方和企業放權。另外,陳云同志也在上世紀50年代就提出了“大計劃、小自由”的經濟工作指導思想,要利用市場。這些想法我當時都是很贊成的。1958年,孫冶方來到了經濟研究所,他就提出“國民經濟計劃要按價值規律辦事,企業要講求效益”(當時的貶稱叫“利潤掛帥”)。這些我也是贊成的。實際上,我那時的經濟思想中有利用市場的萌芽,贊成計劃經濟,但是要利用市場。
                  在上世紀60年代初期,國民經濟在速度和比例方面的問題就很多了。一會“大躍進”,一會“大躍退”,比例失調,問題很多。但在那個年代,現實問題不能研究,是禁區,我只好做純理論問題的研究,避開現實問題。我從理論上研究經濟怎樣按比例發展,怎樣使經濟平穩發展,不要這樣大起大落。以后就是“文革”了。“文革”之后,計劃與市場的的關系問題又被重新提起,我就逐漸地亮出“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思想,可以說順應了改革的潮流。

              “總書記將這篇文章圈定為‘標兵文章’,并在黨內傳閱學習”

                  中國經濟時報:中國新時期改革開放伊始的1979年,您就在《社會主義經濟中計劃與市場的關系》一文中深入論證了社會主義經濟中計劃與市場的關系。這篇文章是在怎樣的背景下產生的?其主要內容是什么?發表后產生了什么影響?
                  劉國光: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鄧小平同志提出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使經濟理論工作者開始擺脫了種種教條主義觀點的束縛,如何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按客觀規律辦事,成為經濟理論界探討的焦點。其中一個有關經濟全局的問題,就是如何認識和處理社會主義條件下計劃與市場的關系。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鼓舞下,我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趙人偉在1978年末1979年初著手研究這個問題,并把研究成果“論社會主義經濟中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報送中國社科院,接著提交1979年4月間由薛暮橋和孫冶方領銜在無錫召開的“商品經濟與價值規律問題”討論會。我們的文章突破了過去關于計劃與市場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相互排斥、不能結合的傳統認識,深入論證了社會主義經濟中計劃與市場的關系既不是互相排斥、也不是外在原因所導致的一種形式上的湊合,而是由于社會主義經濟本質所決定的內在有機結合。為了確保國民經濟各部門各地區的協調發展,為了維護整個社會公共利益和正確處理各方面的物質利益關系,必須在計劃經濟的條件下利用市場,在利用市場機制的同時,加強和改善國家計劃的調節。
                  因為文章觸及當時中國經濟改革的核心問題,受到國內外各方面的重視,引發了廣泛的討論。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同志在閱讀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未定稿》發表的該文后批示:“這是一篇研究新問題的文章,也是一篇標兵文章,在更多理論工作者還沒有下大決心,作最大努力轉到這條軌道上的時候,我們必須大力提倡這種理論研究風氣。”此后,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計委、中國社科院等機構的內部刊物,國內幾家重要報刊都先后全文刊載該文?梢哉f,這篇文章在當時產生了重要影響。但現在看來,它還是有時代的局限性,就是仍然在計劃經濟的框架下提出計劃與市場可以而且必須互相結合。

              上世紀80年代初中期,指令性計劃與指導性計劃此消彼長

                  中國經濟時報:中共“十二大”提出了“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的方針。那時,您曾撰文直指計劃經濟的弊端,但受到了批判?梢,在當時的情況下堅持市場取向的改革,是很不容易的。具體情況如何?
                  劉國光:1982年9月初,我應邀為《人民日報》撰寫了《堅持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方向》一文。文中提出在處理社會主義經濟中計劃與市場的關系時,應根據不同情況,對國民經濟采取三種不同的管理形式,即對關系國民經濟全局的重要產品的生產和分配實行指令性計劃;對一般產品的生產和銷售實行指導性計劃;對品種繁多的日用百貨小商品和其他農村產品實行市場調節下的自由生產和銷售。并指出,隨著經濟調整工作的進展,隨著買方市場的逐步形成,隨著價格的合理化,要逐步縮小指令性計劃的范圍,擴大指導性計劃的范圍;指導性計劃的實質就是利用市場調節來實施的計劃調節。我還指出,在保留和完善國民經濟的三種管理形式的同時,我們必須著力研究指導性計劃的機制問題,這是社會主義經濟的計劃與市場關系中難度較大的一個問題,也是我們堅持改革方向必須解決的一個問題。
                  這篇文章在中共“十二大”前送《人民日報》,正好在“十二大”期間發表。由于“十二大”報告中有肯定“指令性計劃在重大范圍內是必要的必不可少的,是完成與國民生計有關的計劃項目的保證”的闡述,同我的文章中主張指令性計劃范圍在今后的改革中應逐步縮小的意思有出入,因此,“十二大”文件起草組部分同志認為我動搖了計劃經濟的原則,在權威報刊上以本報評論員名義發表長篇批判文章,針鋒相對地提出“指令性計劃是計劃經濟的主要的和基本的形式”,“只有對重要的產品和企業實行指令性計劃,我們的經濟才能成為計劃經濟”。
                  當時我并不知道胡喬木同志為我文章的事情曾于1982年9月7日寫信給人民日報領導人提醒說,發表這樣的文章是不慎重的。在“十二大”閉幕后,我走出人民大會堂時遇到喬木同志,他對我說,“你有不同觀點可以向中央提出,但在報上發表與中央不一致的觀點影響不好,要作檢查”。我后來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黨組從組織原則上作了沒有和黨中央保持一致的檢查,但思想上并沒有認為自己的觀點是錯誤的。
                  中國改革在實踐中不斷前進。上世紀80年代初中期的總趨勢是市場調節的分量逐漸增加,而在計劃調節的部分,又逐步減少指令性計劃的比重,加大指導性計劃的比重。兩年之后,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決定證明了我的觀點是正確的。全會提出中國實行的計劃經濟,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同時指出,實行計劃經濟不等于以指令性計劃為主,指令性計劃和指導性計劃都是計劃經濟的具體形式,要有步驟地適當縮小指令性計劃的范圍,適當擴大指導性計劃的范圍。
                  當初批判我的同志也認同了這一論點。這說明認識的進步需要一個過程,差不多每一個人都是這么走過來的,一貫正確的人是沒有的。

              “雙重模式的轉變”是一個客觀演變的過程

                  中國經濟時報:1985年,您首次提出中國經濟“雙重模式轉換”即經濟體制模式和經濟發展模式的轉換問題。應該說,“雙重模式轉換”對中國的經濟決策、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雙重模式轉換”的主要內容是什么?您當時提出這一重大戰略命題是基于何種背景和立意?
                  劉國光: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和實行改革開放的戰略決策以來,中國經濟生活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到了1985年,我就把這種變化做了一個理論上的概括,歸結為兩種模式的轉換,即發展模式的轉換和體制模式的轉換。
                  所謂經濟發展模式的轉換,是指從過去以片面追求高速增長為最高目標,以外延發展為主要發展方式,以不平衡發展為主要發展策略,逐漸轉變為,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為最高目標,以內涵發展為主要發展方式,以實現相對平衡的發展為主要發展策略。所謂經濟體制模式的轉換,是指從過去過度集中的決策權力結構,直接控制的調節結構,平均主義的利益結構,政企不分的組織結構,逐步改變為以增強企業活力為核心的多層次決策結構,以經濟手段間接調控為主的調節體系,把物質利益原則和社會公正原則結合起來的利益結構,以及政企分開的組織結構,簡言之,即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逐步改變為市場取向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
                  1985年8月26日,《世界經濟導報》刊發了我的一篇題為《略論雙重模式轉變》的文章,在國內最早提出了“雙重模式轉變”理論。同年11月4日,我又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試論我國經濟的雙重模式轉換》一文,對這一理論作了進一步闡釋。1986年12月,我還在香港世界華人社會經濟研討會上作了題為《中國經濟大變動中的雙重模式轉換》的報告。后來,胡舒立于1995年4月11日在《中華工商時報》上發表了采訪我的文章。她在那篇文章中寫道:1985年11月,劉國光在《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試論我國經濟的雙重模式轉換》的專文,提出了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和經濟體制模式的雙重轉換,在海內外引起不小反響。
                  應該說,雙重模式轉變是一個客觀演變的過程,是從不自覺的過程慢慢變成自覺的過程。這一點從演變的過程可以看出。比如,經濟體制模式的轉變,我們最初是實行單一的計劃經濟體制,后來到了“十二大”的時候就變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到了“十三大”的時候又變成“計劃與市場有機結合”,最后到“十四大”的時候,才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是一個逐步轉變的過程。
                  關于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十三大”的時候我們就提出,“深化改革的每一項措施,歸根到底,都要有利于提高社會經濟效益”,不是速度為主而是注重效益。到了“十四大”的時候,提出“更加注重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到了1995年,十四屆五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九五”計劃的建議,就吸收了“雙重模式轉變”的觀點,但是沒有用“雙重模式轉變”的提法,而是用“兩個根本轉變”的提法。  “兩個根本轉變”,一是要實現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二是實現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的轉變。后來“增長方式”擴充為“發展方式”,內容更廣闊了,實際上同“發展模式轉變”的提法是一脈相承的。

              轉方式成效不彰,蓋因過分追求速度、追求數量、重“量”輕“質”所致

                  中國經濟時報:關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已經提了好多年,至今成效不彰。您認為,主要原因何在?
                  劉國光:我們現在還是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是在講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還是在講要搞好這兩個方面的關系。其實,兩個模式轉變是相互促進、相互制約的關系,搞好這兩個方面的關系,還是我們今天需要面對的問題。因為“雙重模式轉變”在今天已經不僅僅是作為客觀進程的描述,而是作為一項經濟政策,內容也比過去更豐富、更完善了。
                  我們過去一直在提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已經提了20多年了,但是好像轉變得很慢,老是在提,但是看不到頭。為什么呢?這一方面是由于過去若干年,我們還是過于追求經濟增長的速度,追求數量,追求GDP,重“量”輕“質”所致。速度快了,發展模式的轉變就會變慢,經濟結構調整、技術進步、效益提高的進程就會變慢。另一方面,我們的改革被扭曲了,我們過去強調市場化的改革方向,片面強調市場的作用,而相對而言忽視了市場經濟前面的定語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強調得多了,社會主義提得比較少了,造成了貧富差距過大,社會形成兩極分化。

              堅持市場取向的改革,但不能迷信市場

                  中國經濟時報:在十二屆三中全會之后,關于計劃與市場孰輕孰重的爭論仍持續不斷,直到1992年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終于一錘定音?梢哉f,這段時間是人們對計劃與市場的認識不斷發展、深化的一個重要階段。作為十四大報告的起草者之一,您為此做了哪些努力呢?
                  劉國光:經過多年的爭論,在計劃與市場關系問題上,經濟理論界的兩種思想情結都是很深刻的。一種是計劃經濟情結,一種是市場經濟情結。雙方都不否認對立面的存在,但非常執著地強調自己這一方面的重要性,所以有“為主為輔”的長期爭論。其實,作為資源配置的手段,計劃與市場各有其正面優點與負面缺陷,我們要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實行兩者的結合,其目的就是要把兩者的優點長處都發揮出來,避免兩者的缺陷和不足。
                  基于這個信念,在這一段爭論的末期,我試圖用折中的辦法來解決計劃與市場的這一情結糾葛。1990年5月我在《求是》雜志舉辦的討論會上,1991年5月在全國計劃學會第二次代表大會發言中,1991年10月在中共中央黨校學術報告會上,還有其他地方,我都作了這樣的努力。
                  針對計劃與市場的兩種情結,我提出了兩個堅持和破除兩個迷信的意見。一是我們要堅持市場取向的改革,但不能迷信市場。一是我們要堅持計劃調控,但不能迷信計劃。簡單說來,計劃的長處就是能在全社會范圍內集中必要的財力物力人力,辦幾件大事,還可以調節收入,保持社會公正。市場的長處就是能夠通過競爭,促進技術和管理的進步,實現產需銜接。但是,計劃和市場都不是萬能的。
                  十四大報告起草時,我有幸參與工作。小平同志南方談話以后,各方面經過學習,對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建立新經濟體制等問題,有了一些新的提法。起草小組就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問題,歸納各方面意見,整理成三點。也就是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同志1992年6月9日在中央黨校講話中講到的,關于經濟改革目標模式的三種提法:一是建立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體制;二是建立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市場經濟體制;三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關于這三種提法,江澤民總書記在中央黨校講話前,把我從玉泉山(十四大報告起草組駐地)叫到中南海談了一次。他個人比較傾向于使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提法,問我的意見。我贊成這個提法,說這個提法簡明扼要,同時也提出一個意見:如果只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提“有計劃的”市場經濟,“有計劃”這個方面可能容易被人忽略,而“有計劃”對于社會主義經濟是非常重要的?倳浾f:“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也就是有計劃的市場經濟。社會主義經濟從一開始就是有計劃的,這在人們的腦子里和認識上一直是很清楚的,不會因為提法中不出現‘有計劃’三個字,就發生了是不是取消了計劃性的疑問。”后來他在中央黨校講話中也講了這段話。這段話講得很好,確實是對的。幾十年來大家確實都是這樣理解的,社會主義本身就包括“有計劃”。
                 為了給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理論宣傳準備,中共中央幾個部門于1992年9月19日在懷仁堂聯合召開干部大會,舉辦系列講座。我在講座的開篇講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若干問題”中,回顧了對計劃與市場認識的曲折演變過程,闡明了若干焦點問題。我說,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要求我們更加重視和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在這個基礎上把作為調節手段的計劃和市場更好地結合起來。在配置資源的過程中,凡是市場能解決好的,就讓市場去解決;市場管不了或者管不好的,就由政府用政策和計劃來管,F代市場經濟不僅不排斥政府干預和計劃指導,而且必須借助和依靠它們來彌補市場自身的缺陷,這是我們在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時不能須臾忘記的”。這也算是我在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關口,對于不要忘記“社會主義也是有計劃的”一個呼應吧。

              必須警惕一些人以“市場化”之名行“權貴私有化”之實

                  中國經濟時報:與其他經濟學家不同的是,對于經濟體制改革,您從一開始就主張市場和計劃相結合的“結合論”,反對市場原教旨主義。最近您還撰文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也要發揮好國家計劃在宏觀調控中的作用。
                 劉國光:我一直主張的是市場與計劃的“結合論”,既反對迷信市場也反對迷信計劃。但是,現在看來,市場化的大潮太過洶涌,將我的“結合論”淹沒了,F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中國已經實行20年,計劃離我們漸行漸遠。由于歷史原因,我們曾經對計劃經濟情有獨鐘,現如今,有些人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從迷信計劃變為迷信市場,出現盲目崇拜市場經濟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觀點,犯了市場幼稚病。
                  我在多種場合反復強調,“要尊重市場,而不要迷信市場;不要迷信計劃,但不能忽視計劃”。我這樣說是有根據的。我們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理論上是以鄧小平關于“計劃與市場都是手段都可以用”的思想為依據的,在實踐上是以改革開放以來的經驗為基礎的。我們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主張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這是由市場這種資源配置方式的優點決定的,這方面,輿論界講得很多了,無須贅述。
                  但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市場經濟有其弱點和不足之處,這就是市場調節具有短期性、滯后性、不確定性,而且,市場調節在某些領域是無效的。一位任過中央總書記的同志曾明確指出:“市場也有其自身的明顯弱點和局限性。例如,市場不可能自動地實現宏觀經濟總量的穩定和平衡;市場難以對相當一部分公共設施和消費進行調節;在某些社會效益重于經濟效益的環節,市場調節不可能達到預期的社會目標;在一些壟斷性行業和規模經濟顯著的行業,市場調節也不可能達到理想的效果。”因此,他說:“這就要求我們必須發揮計劃調節的優勢,來彌補和抑制市場調節的這些不足和消極作用,把宏觀經濟的平衡搞好,以保證整個經濟全面發展。”他還提出:“在那些市場調節力所不及的若干環節中,也必須利用計劃手段來配置資源。同時,還必須利用計劃手段來加強社會保障和社會收入再分配的調節,防止兩極分化。”
                  當然,我們現在重新強調國家計劃在宏觀調控中的導向作用,不同于過去“傳統計劃經濟”。第一,現在的國家計劃不是既管宏觀又管微觀,不是無所不包的計劃,而是只管宏觀,微觀的事情主要由市場去管。第二,現在資源配置的基礎性手段是市場,計劃是彌補市場缺陷的必要手段。第三,現在的計劃主要不再是行政指令性的,而是指導性的、戰略性的,預測性的計劃,同時必須有導向作用和必要的約束、問責功能。市場與計劃的關系只有社會主義國家才有,這是國家計劃導向下的宏觀調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必備的內涵。所以,不應把“計劃性”排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含義之外。一般來講,在宏觀領域,為了保持經濟總量平衡和調整產業結構,可以多用一些計劃手段;在微觀領域,為了調動企業的積極性和主動精神,使企業充滿活力,應該充分發揮市場這種手段的作用。

              過度市場化和不公正的私有化是導致中國兩極分化嚴重等社會問題的根源

                  中國經濟時報:在調整收入分配關系、縮小貧富差距這一問題上,您曾認為“需要從強化公有制為主體地位、制止私有化趨勢來解決這個問題”。這似乎引起不少爭議。
                  劉國光:現在,一些人將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歸結為政府權力過大、貪污腐敗嚴重造成的。他們的邏輯是這樣的,權力必然產生腐敗,政府干預過多必然會導致官員收入過高、百姓收入過低,因此,解決兩極分化問題就是讓政府放權,一切由市場來解決。這種邏輯明顯是錯誤的,他們如此渲染的目的不過是掩蓋過度市場化和過度私有化才是導致中國居民收入兩極分化程度嚴重等社會問題的根源。我們認為,政府權力大小與貪污腐敗有關,但不是直接因果關系,關鍵在于政府權力能否受到有效的監督和制約。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實行的是過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政府的權力比現在大得多,但腐敗并沒有現在嚴重,也沒有出現收入兩極分化的趨勢?梢,腐敗的產生另有根源,這與過度市場化所帶來的社會道德風尚惡化有關,當然也不應忽視體制改革中不完善不成熟之處,譬如權力的市場化即權力尋租。
                  實際上,貧富差距的擴大和兩極分化趨勢的形成,主要源于初次分配。初次分配中影響最大的核心問題是勞動與資本的關系。按照馬克思主義觀點,所有制決定了分配制,財產關系決定分配關系。財產占有上的差別,才是收入差別最大的影響因素。30多年來中國貧富差距擴大的根本原因,是所有制結構和財產關系中的“公”降“私”升和化公為私,財富積累集中于少數人。
                  因此,解決收入兩極分化問題,不能僅僅從分配領域本身入手。僅僅通過完善社會保障和公共福利制度、調整財政稅收以及轉移支付等政策是難以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的。我們需要從所有制結構、從財產制度上直面這一問題,需要從基本生產關系、從基本經濟制度層面解決這一問題;需要從強化公有制主體地位的角度來解決這個問題。同時,我們也要改革財富和收入分配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這樣,我們才能扭轉貧富差距過大的趨勢,最終實現共同富裕。

              “中國經濟改革的方向,仍然是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中國經濟時報:您認為,中國進一步深化改革的方向是什么?換言之,您認為,中國應該向何處去?
                  劉國光: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對當今的中國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和判斷。今天的中國和30年前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有著明顯的不同,國家的經濟形勢、社會矛盾、面臨的國際環境都已發生巨大變化。中國已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一步改革的任務就是不斷完善它。也就是說,我們既不能回到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老路,也不能走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邪路。
                  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市場化進程基本完成,不足之處需要完善,過頭之處需要裁減,但不宜簡單地宣揚“進一步市場化”、“更大程度和更大范圍的市場化”,否則,可能會由于過度市場化而帶來種種不良后果。我國所有制結構已發生深刻變化,如果繼續對所剩不多的大中型國有企業進行私有股份化改制,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更將難以維持。中國除金融、新聞出版等少數行業沒有對外資開放之外,絕大多數行業已經開放,如果繼續擴大開放領域或沒有限制地開放,則可能對中國的經濟安全帶來風險。中國收入分配不均的狀況已相當嚴重,基尼系數大大超出國際警戒線,如果再不采取有效措施遏制兩極分化不斷擴大的趨勢,則極有可能引發社會動蕩,最終實現不了共同富裕的理想。
                  所以,今后我們還是要完善市場取向改革,但不搞過度市場化;我們還要搞國有企業管理的改革創新,但不能搞私有化;我們需要培育多元化的市場競爭主體,需要建立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但是我們反對建立一個不講計劃、沒有國家強有力宏觀調控的自由市場;我們歡迎外資、利用外資,但要對外資有所限制、不能被外資控制;我們反對行政壟斷,但不能以反壟斷為名,限制公有制經濟的公平發展;我們擁護政府讓利于民,發揮民營經濟的活力,限制政府對微觀經濟的干預,但并不是支持政府讓利于少數人、少數大資本所有者,擴大貧富差距;我們贊成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但并不是說我們要削弱國家的宏觀經濟調控和計劃導向的能力,而是要改善和提升國家管理經濟的水平。
                  總起來說,中國經濟改革的方向,仍然是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經濟學家一定要有立場、觀點和方法”

                  中國經濟時報:從1941年您考入西南聯大經濟系算起,您已經與經濟學打了72年交道,可以說,學術成就卓著。作為經濟學界老前輩,您有什么治學心得可以分享給后學們?
                  劉國光:我的心得很簡單,就是經濟學家一定要有立場、觀點和方法,F在這種說法好像不大時興了,但我認為這三點至關重要。我們應該堅持什么立場?那就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立場,勞動人民的立場,大多數人民利益的立場,關注社會弱勢群體的立場,這是正直的經濟學人應有的良心,是不能丟棄的。
                  前幾天,我在中國社會科院馬克思主義青年學術沙龍上還對青年學者講到了這一些,并對他們提了三點希望:一是學術研究要有問題意識,時刻關注當前亟須解決的現實問題和理論問題;二是深入生活、深入實踐、深入群眾,多搞調查研究;三是勇于跟錯誤思想作斗爭,敢于對社會的弊病進行批評,善于為國家發展提供良策,積極擔當社會責任。這也算是我的一點心得體會吧。

                  劉國光簡歷:
                  1923年11月23日生于江蘇省南京市。1946年畢業于云南昆明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經濟系。1946年-1948年天津南開大學經濟系任助教。1948年9月-1951年南京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員。
                  1951年-1955年蘇聯莫斯科經濟學院國民經濟計劃教研室研究生。1955年起在中國科學院(后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工作,歷任助理研究員、研究員、研究室主任、《經濟研究》雜志主編、所長等職務。1975年-1980年借調到國家計劃委員會經濟研究所工作。1981年-1982年兼任國家統計局副局長。1982年-1993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1982年-1992年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十二屆、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1993年11月起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特邀顧問。1993年-1998年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八屆常務委員會委員。
                  1988年5月27日被波蘭科學院選為外國院士。2001年9月20日被俄羅斯科學院選為榮譽博士。2005年3月獲首屆中國經濟學杰出貢獻獎。2006年7月被中國社會科學院推選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現任孫冶方經濟科學基金會理事、名譽理事長及其評獎委員會名譽主任委員。兼任北京大學、南京大學、浙江大學、東北財經大學、上海財經大學等高校教授。
                  曾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國務院三峽工程審查委員會委員、中國城市發展研究會理事長、中國生態經濟學會會長、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全國社會保障基金會理事會理事等職。
                  多年來,參加和領導過中國經濟發展、宏觀經濟管理、經濟體制改革等方面重大課題的研究、論證和咨詢,是當代中國最著名和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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